【新京報】北理工楊東平教授：建立教育公共政策的糾錯機制
發布日期：2009-12-14 閱讀次數：
原文鏈接：http://news.qq.com/a/20090905/000441.htm
來源：《新京報》2009年9月05日 摘編：新聞中心 國慶
不久前，高考錄取被媒體揭露的浙江“三模三電”加分事件、重慶民族生作假事件等，引起公眾對改革高考加分政策、保送生政策等的熱議。然而，所有這些意見、討論往往止于“新聞事件”，熱鬧過后，復歸平靜，現狀依然。這不僅令人悲哀，也很可怕。
不可否認，大多數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；但是，必須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，對政策實施的效果加以監測和評估，做出調整、完善乃至終結的改變。一個系統如果喪失了自我療傷、自我糾錯的機制，一旦形成，便只能永遠帶病運行下去，其后果必然導致大面積的變質異化，徹底破壞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和公信力。
對一項公共政策的評估，首先需要的是信息基礎，是事實判斷，即究竟出了什么問題，是微不足道的個別情況、偶然現象，還是具有整體性的嚴重問題。就這次被披露的部分事實，有些情況已經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。例如，教育部規定的高考加分項目約14項，而各地已出臺的各種優惠政策累計達192項之多（7月8日《中國教育報》）。今年重慶市19.6萬考生中，獲得各種加分者7萬人，比例高達35.7%（7月14日《新京報》）。又有人分析2008年北京市文史類考生的成績，在600分以上的599名考生中，得到加分照顧的214人，比例同樣高達35.7％（7月3日《中國青年報》）。
政策評估的信息還應當深入得多。比如，我想知道獲得民族生加分的考生來自大中城市和重點學校的比例，因為真正應當照顧的是那些缺乏教育資源、生活在農村和山區的少數民族學生。還有，我想知道保送生進入大學后的學習情況，被保送到重點大學的究竟是優等生、次優生、還是中等生，或者基本是差生？因為我聽到不止一所高校反映，每學期末“掛課”的學生，不用問，基本是保送生！但愿這只是個別現象，但是需要用宏觀的數字說話。
我還想知道因獲得科技創新獎而加分的學生家長信息，因為獲知某些動輒以納米技術、基因工程獲獎的高中生，其成果竟然與家長的研究領域“高度重合”。還有一項重要評估，即獲得加分學生的社會階層背景。當然不是說優勢階層的子弟不能享受加分，但是如果能享用這一政策的基本是“非富即貴”的子弟，那么加分政策的公平性、公正性是否應當受到質疑，有關政策是否應當適時地加以調整、改變？
真正重要的，是政策制定和修改的正當程序。筆者建議，依照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民主決策的要求，制定“教育行政決策規范”，規定重大教育決策要進行合法性論證，實行聽證制度，履行論證、咨詢、民主討論、聽證等程序，建立健全決策跟蹤反饋和責任追究制度，實行質詢制和問責制。但這還沒有解決一個“主體”是誰的問題，即誰來論證、誰在決策。要改變“內部人”決策，而且其行為主要是“對上負責”的狀況，必須建立公眾參與、社會共同治理的新的教育治理方式。
建立由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的教育審議會制度，是公眾參與教育治理最主要的形式。應當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,逐步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教育審議會制度。法國教育部有“國民教育高級審議會”、“全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審議會”等十余個職能不同的教育審議機構。美國聯邦政府設立了“各級政府間教育審議會”、“聯邦職業教育審議會”、“聯邦成人教育審議會”等多種審議機構，各州還設有州的教育審議機構。日本文部省先后設置了20余個中央教育審議機構，對戰后日本教育改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。由此改變教育部門的內部決策，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性、參與性和公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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